文/莊重

　　我們大眾所熟知的，一般被媒體或有關部門暴露出來的食品安全事故，都是一些急性或亞急性的食品安全事故。在目前大量食品供應體系、食品安全信息體系建設和食品安全監(jiān)控網絡機構都還沒建立或不完善的情況下，是很難去認定那些具有重大危害而慢性的食品安全事故的。全球范圍內，這種食品安全事故的法律責任的認定與救濟的困局，也是普遍存在的。實際上，現實中還廣泛存在的大量危害可能輕微但人數眾多的食品安全事故，被廣泛的社會個體自行消化了?，F實中，我們對這些廣泛存在食品安全事故無視，對我們建立真正食品安全的社會秩序，是沒有好處的，對于廣大的食品安全事故受害人，也是不公平的。

　　只有當出現較大、集中顯現的食品安全事故時，國家等相關部門才會重視，給予相關地認定、處理與救濟。但即使這些不斷爆發(fā)出來，被各種媒體報道出來的食品安全事故案例，當前國家相關部門，對其的責任認定和救濟渠道，也都是不能及時、全面給予保障與救濟的。全球范圍內也都還在積極的改善、完善社會食品安全事故的責任認定，拓展救濟渠道。根據目前“食品供應及安全監(jiān)控體系”建設狀況，在確定發(fā)生具體食品安全事故后，確認承擔食品安全法律責任的主體，確認承擔責任的范圍與大小等等，往往在短時間內也是很難被認定的。

　　作為一個全面深化“法治”建設的國家和全球經濟新秩序的背景下，對于食品安全事故的受害者來說，確認其被侵犯的食物權，并給予相應救濟，是刻不容緩的現實需要，也是人類“人權”發(fā)展的必然要求與體現。

　　1.1 食品安全事故的受害人

　　從廣義來說，生活在現代工業(yè)化商品經濟的社會里，每一個不特定食品消費者都可能是食品安全事故的受害人。對于源于食品，對其身體健康造成危害或者可能造成危害的人，都是食品安全的受害人，當然這里的人是自然人，而不應該法人或其他組織。

　　狹義來說，針對具體食品事故事故的受害者，一般稱之為食品事故的“賠 償權利人”(《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 償 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條的規(guī)定，)是指因“食品事故”侵 權行為或其他致害原因直接遭受損害的受害人。對于依法由受害人承擔撫養(yǎng)義務的被撫養(yǎng)人以及死亡受害人的近親屬等“間接受害人”，也可以成為食品安全事故的“賠 償權利人” [15]。

　　受害者能得到賠 償 范圍，一般是指因該食品安全事故遭受到直接財產損失，人身損失和相關精神損失。根據我國《民法通則》第 119 條，《 侵 權 責 任法》第五章，《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 賠 償 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產品質量法》、《廣告法》等相關規(guī)定，食品安全事故的受害人可以向生產者、銷售者、廣告主、廣告經營者(甚至有可能要求廣告發(fā)布者，虛 假廣 告的推薦者)等食品供應體系的各參與者追索相應的醫(yī)療費、護理費、誤工費、殘疾者生活自助具費、生活補助費、殘疾賠 償 金、喪葬費、死亡賠 償 金以及扶養(yǎng)的人所必需的生活費等。而且在確定食品不合格的條件下，消費者可以要求更換、退貨、退還貨款。另外，如果受害者的生命權、健康權、身體權等人格權受到了侵害，還可以請求精神損害 賠 償。

　　2.2 食品安全事故受害人的現實救濟途徑

　　從目前現代社會法治的角度，關于食品安全事故的現實受害者遭到損害后的救濟方式，無外乎從民事、行政、刑事的法律途徑，來獲得救濟(當然不排除民間的自愿性單方救濟)。下面對此，將分別進行簡單介紹：

　　2.2.1 民事救濟

　　如今的中國食品的供給，不是過去計劃經濟時代，由國家統一計劃、發(fā)放、供給，而是由食品需求者從市場中，通過相關交換、轉讓的方式來獲得。那么其主要的食品供應鏈中，其食品供應者(生產者、銷售者等)與消費者之間就當然的構成平等民事關系，受相關民事法律規(guī)范與調整。目前，中國主要構成食品安全及救濟的民事法律框架有：《民法通則》、《食品安全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侵 權責 任法》、《產品質量法》、《農產品質量安全法》、《合同法》等法律。

　　2009年6月的《食品安全法》第九十六條規(guī)定：違法本法規(guī)定，造成人身、財產或者其他損害的，依法承擔 賠 償 責任。生產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或者銷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消費者除要求賠 償損失外，還可以向生產者或者銷售者要求支付價款十倍的賠 償 金。[18]

　　在2015年10月新修訂的《食品安全法》規(guī)定了更嚴格的民事賠 償責任。其第一百四十八條規(guī)定了：消費者因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受到損害的，可以向經營者要求賠 償損失，也可以向生產者要求賠 償損失。接到消費者賠 償要求的生產經營者，應當實行首負責任制，先行賠付，不得推諉;屬于生產者責任的，經營者 賠 償 后有權向生產者追償;屬于經營者責任的，生產者賠 償后有權向經營者追償。生產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或者經營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消費者除要求賠 償損失外，還可以向生產者或者經營者要求支付價款十倍或者損失三倍的 賠 償 金;增加賠 償的金額不足一千元的，為一千元。但是，食品的標簽、說明書存在不影響食品安全且不會對消費者造成誤導的瑕疵的除外。

　　《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四十條規(guī)定消費者在購買、使用商品時，其合法權益受到損害的，可以向銷售者要求賠 償。銷售者賠 償后，屬于生產者的責任或者屬于向銷售者提供商品的其他銷售者的責任的，銷售者有權向生產者或者其他銷售者追償。消費者或者其他受害人因商品缺陷造成人身、財產損害的，可以向銷售者要求 賠 償，也可以向生產者要求賠 償。屬于生產者責任的，銷售者賠 償后，有權向生產者追償。屬于銷售者責任的，生產者賠 償后，有權向銷售者追償。消費者在接受服務時，其合法權益受到損害的，可以向服務者要求賠 償。

　　針對目前火熱的網上購物的情況，《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四十四條規(guī)定了，消費者通過網絡交易平臺購買商品或者接受服務，其合法權益受到損害的，可以向銷售者或者服務者要求賠 償。網絡交易平臺提供者不能提供銷售者或者服務者的真實名稱、地址和有效聯系方式的，消費者也可以向網絡交易平臺提供者要求賠 償;網絡交易平臺提供者作出更有利于消費者的承諾的，應當履行承諾。網絡交易平臺提供者賠 償后，有權向銷售者或者服務者追償。網絡交易平臺提供者明知或者應知銷售者或者服務者利用其平臺侵害消費者合法權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依法與該銷售者或者服務者承擔連帶責任等

　　關于民事賠 償的范圍，在《產品責任法》第四十四條有相關明確規(guī)定：因產品存在缺陷造成受害人人身傷害的，侵害人應當賠 償 醫(yī)療費、治療期間的護理費、因誤工減少的收入等費用;造成殘疾的，還應當支付殘疾者生活自助具費、生活補助費、殘疾賠 償 金以及由其扶養(yǎng)的人所必需的生活費等費用;造成受害人死亡的，并應當支付喪葬費、死亡賠 償 金以及由死者生前扶養(yǎng)的人所必需的生活費等費用。因產品存在缺陷造成受害人財產損失的，侵害人應當恢復原狀或者折價賠 償。受害人因此遭受其他重大損失的，侵害人應當賠 償損失。后來的《侵 權責 任法》、《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 償案 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等相關規(guī)定，也進一步明確了相關民事賠 償的范圍，同時將對人身造成損害的精神賠 償部分也列入到民事賠 償的范圍。

　　關于民事賠 償的對象，在2015年10月1日將有施行的新修訂的《食品安全法》有了較為集中和擴大性的相關規(guī)定：當食品的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受到損害的，明知從事違法食品安全行為，仍為其提供生產經營場所或者其他條件的、集中交易市場的開辦者、柜臺出租者、展銷會的舉辦者、網絡食品交易第三方平臺提供者、食品檢驗機構出具虛 假檢驗報告者的、認證機構出具虛 假認證結論的、食品廣告經營者、發(fā)布者設計、制作、發(fā)布虛 假 食品廣告的、社會團體或者其他組織、個人在虛 假廣告或者其他虛 假宣傳中向消費者推薦食品的等等違反食品安全行為的各參與人，都將與食品生產經營者承擔相應的連帶賠 償責任。

　　關于民事 賠 償 責任的承擔原則，由于對食物權的侵犯，導致食品安全事故的受害人的人身、財產以及精神受到了侵害，法律責任一般適用民事侵 權法律關系，追究責任一般采取過錯侵 權原 則。但鑒于食品(產品)責任的特殊性，法律規(guī)定了無過錯的責任原則(即不論當事人在主觀上有沒有過錯，基于法律規(guī)定都應當承擔民事責任。)在《產品責任法》第四十一條　因產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缺陷產品以外的其他財產(以下簡稱他人財產)損害的，生產者應當承擔賠 償責任。第四十三條　因產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他人財產損害的，受害人可以向產品的生產者要求賠 償，也可以向產品的銷售者要求 賠 償。屬于產品的生產者的責任，產品的銷售者賠 償的，產品的銷售者有權向產品的生產者追償。屬于產品的銷售者的責任，產品的生產者賠 償的，產品的生產者有權向產品的銷售者追償。也就是說，不管是銷售者還是生產者的責任導致食品有缺陷(甚至被訴者自身并沒有過錯)，食品的消費者都有權訴求其賠 償[22]。

　　在食品安全事故民事救濟的法律適用中，受害人還有適用合同法律關系而不是適用侵 權法 律關系來救濟的權利?！懂a品質量法》第四十條第四款規(guī)定了：銷售者應當負責修理、更換、退貨;給購買產品的消費者造成損失的，銷售者應當賠 償損失。生產者之間，銷售者之間，生產者與銷售者之間訂立的買賣合同、承攬合同有不同約定的，合同當事人按照合同約定執(zhí)行?！逗贤ā返认嚓P法律規(guī)定，食品安全事故的受害人可以直接追訴自己的買賣、服務、承攬、運輸、保管等食品合同關系相對方，行使自己救濟權利。但這種合同救濟案件，對于是否對其精神權益給予賠 償，目前我國的法院或仲裁院大部分都不會給予支持。

　　關于食品安全事故受害人救濟的方式，當然是可以通過與相對方進行協商、和解方式解決，也可以通過相關主管行政機關或相關部門調解方式解決。如果還不行的話，依據《民事訴訟法》、《仲裁法》等相關民事訴訟、仲裁等相關程序法規(guī)定，以食品的相關銷售者和或生產者或其他相關食品安全責任人為被告提出民事訴訟或仲裁，通過司法方式解決。如在重大的食品安全事故中往往涉及的被害人的人數眾多，那可以考慮通過集團訴訟(即訴訟標的是同一種類、當事人一方人數眾多在起訴時人數尚未確定的，人民法院可以發(fā)出公告，說明案件情況和訴訟請求，通知權利人在一定時期內向人民法院登記的訴訟)的方式提起民事訴訟。關于集團訴訟，在我國《民事訴訟法》等規(guī)定過于籠統，成功的食品安全集團訴訟并不多[33]。

　　對于沒有直接的食品民事法律權利義務關系的公民或相關組織，在發(fā)生食品安全事故以后，并不排除基于公益、贈與而額外給食品安全事故被害人，進行民事救濟(如某基金會等民間組織或團體給予食品安全事故被害人的救濟行為)。

　　以上是食品安全事故受害人的被動、事后民事救濟，在食品安全法等相關法律中同樣規(guī)定了食品生產者、食品經營者，事中甚至在發(fā)生事故之前的相關救濟規(guī)定，那就是食品召回制度。在《侵 權責 任法》的司法解釋中有相關產品召回的相關規(guī)定，原《食品安全法》第五十三條，新修訂的《食品安全法》第六十三條明確規(guī)定了，國家建立食品召回制度。

　　食品生產者發(fā)現其生產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或者有證據證明可能危害人體健康的，應當立即停止生產，召回已經上市銷售的食品，通知相關生產經營者和消費者，并記錄召回和通知情況。食品經營者發(fā)現其經營的食品有前款規(guī)定情形的，應當立即停止經營，通知相關生產經營者和消費者，并記錄停止經營和通知情況。食品生產者認為應當召回的，應當立即召回。由于食品經營者的原因造成其經營的食品有前款規(guī)定情形的，食品經營者應當召回。食品生產經營者應當對召回的食品采取無害化處理、銷毀等措施，防止其再次流入市場。但是，對因標簽、標志或者說明書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而被召回的食品，食品生產者在采取補救措施且能保證食品安全的情況下可以繼續(xù)銷售;銷售時應當向消費者明示補救措施。

　　2.2.2 行政救濟

　　一般來說，國家意識的作用于社會，最直接、快捷、效率的方式還是國家行政手段與途徑。行政法律關系主要是調整行政管理機關或其授權的組織與行政管理相對人之間的管理權利義務關系。食品行政法律關系，即指規(guī)范、調整管理與被管理者主體之間，在食品生產、經營、消費等全過程中所產生的權利、義務關系。

　　我國食品領域的基本法《食品安全法》，從法律結構、法律條文的內容來看，本質上還是一部行政法律性質的法律，其基本延續(xù)了原來《食品衛(wèi)生法》關于食品衛(wèi)生監(jiān)管的行政性質。當然，《食品安全法》提出對食品安全風險的監(jiān)測和評估及食品安全標準的統一要求，及食品安全等相關概念的提出等等，是對原來食品衛(wèi)生要求的重大突破。

　　中國的行政法學是從民法體系當中脫離出來，在中國的食品法律體系當中，其行政法律、法規(guī)、規(guī)定等規(guī)范的數量、體系象其他領域的行政部門法一樣，非常龐雜。這說明中國食品領域在法制層面上，還是想通過“行政管理”的方式，來達到食品安全的目的(當今的中國基礎法治態(tài)勢，就是社會行政管理為主)。

　　事實上，國家以行政管理為主導的社會運行效果，在社會自覺性、民主性、自我成長性等方面，就必然受到限制與約束。更何況，我們國家的食品行政管理水平，還停留在初級、低水平、粗放的管理水平，即使有衛(wèi)生、農業(yè)、商務、工商、質檢、檢疫、食品藥品監(jiān)督等多個食品行政管理部門，也沒管理不好從種植、生產、加工、流通、銷售等任何一個食品供應環(huán)節(jié)。導致近十多年，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屢見不鮮，民眾對國產食品安全缺乏應有的信心，就是很好的佐證。

　　中國的現實是小食品企業(yè)或生產點非常普遍，生產管理不規(guī)范，法律意識、規(guī)則意識未確立，社會信用體系處在萌芽狀況等等社會現實，又因為食品傳統等歷史原因，導致中國的食品生產狀況與西方現代食品管理理論及法制管理模式等，是存在天然沖突[20]。

　　中國食品企業(yè)的現代化發(fā)展，應屬于斷層式的的發(fā)展。大規(guī)模的食品生產、經營企業(yè)，雖然可以直接引進他國的食品生產線、照搬食品標準，由于參與人、管理人與食品生產環(huán)境及食品生產上下游鏈接等不比配原因，導致國外的食品管理模式與理念，卻很難同步消化吸收。中國的食品行政管理規(guī)定，大都停留在訂立的食品行政法律、法規(guī)、規(guī)范、標準等食品安全規(guī)范上。要讓這些規(guī)定，實際運行到食品領域的現實生活中，才是我們切實要考慮的問題。

　　作為食品安全事故的受害者，是可以通過向相關食品生產者、經營者的行政管理部門，進行投訴，訴求相關救濟的。相關食品行政管理部門，在日常監(jiān)管當中，依職權發(fā)現相關食品安全問題，應該主動進行調查處理，針對相關食品違法行為，給予罰款、責令停產停業(yè)，真至吊銷其相關許可證。在新修訂的《食品安全法》還規(guī)定了食品生產經營者未依照本條規(guī)定召回或者停止經營的，縣級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藥品監(jiān)督管理部門可以責令其召回或者停止經營。主動要求食品經營者、食品生產者對受害人進行相關救濟。

　　當食品安全事故發(fā)生時，特別是發(fā)生較為重大食品安全事故被確認時，作為食品行政管理部門，是有相關的職責要求的。依據《食品安全法》、《突發(fā)事件應對法》、《傳染病防治法》、《進出境動植物檢疫法》《突發(fā)公共衛(wèi)生事件應對條例》、《國家突發(fā)公共事件總體應急預案》、《國家食品安全事故應急預案》、《食物中毒事故處理辦法》[25]等相關行政法律、法規(guī)、規(guī)定，就要求各級人民政府根據本行政區(qū)域的食品安全事故應急預案進行處置。食品安全事故應急預案應當對食品安全事故分級、事故處置組織指揮體系與職責、預防預警機制、處置程序、應急保障措施等作出規(guī)定。在食品安全事故中，新修訂的《食品安全法》已明確食品藥品監(jiān)督管理部門是主要的食品安全事故的部門，會同相關人民政府、質量監(jiān)督、農業(yè)行政、衛(wèi)生行政等部門進行調查處理，采取相應措施，防止或者減輕社會危害。

　　對于違反食品行政法規(guī)違法者的行政處罰，并不影響其承擔民事賠 償 的責任。在其接受申誡(責令立即改正、警告)，經濟罰(罰款、沒收違法所得、違法生產經營食品、食品添加劑和用于違法生產經營的工具、設備、原理等物品)，資格罰(吊銷許可證或責令停產停業(yè)直至吊銷許可證、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五年內部得從事食品生產經營管理工作)時，其財產不足以進行民事 賠 償時，依法是應先承擔民事 賠 償責任的，再承擔行政違法責任?！妒称钒踩ā返诰攀邨l，新修訂的《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七條都有明確的規(guī)定，即違反本法規(guī)定，造成人身、財產或者其他損害的，依法承擔賠 償責任。生產經營者財產不足以同時承擔民事 賠 償 責任和繳納罰款、罰金時，先承擔民事賠 償責任[22]。

　　2.2.3 刑事救濟

　　適用刑法一般來說一種最為嚴厲的法律救濟途徑和方式。食品刑事法律關系，一般是指規(guī)范調整在食品生產、經營、消費等過程中產生具有嚴重社會危害性行為，由國家司法機關給予制裁的相關當事人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在《食品安全法》第八十一條、第九十八條，新《食品安全法》的一百四十九條規(guī)定了，涉嫌食品犯罪的，依法應追究刑事責任。

　　在《刑法》中與食品安全可能相關的條文有：第一百四十條，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第一百四十三條，生產、銷售不符合不符合安全標準的食品罪;第一百四十四條，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致人死亡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jié)的，可以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第一百四十九條規(guī)定，對生產銷售偽劣商品行為，如出現與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競合的適用于處罰較重的規(guī)定處罰;第一百五十條規(guī)定了單位犯本節(jié)規(guī)定之罪的處理。單位處以罰金，并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照各該條的規(guī)定處罰;第二百二十一條，損害商業(yè)信譽、商品聲譽罪;第二百二十二條，虛 假 廣告罪;第二百二十五條，非法經營罪;第二百二十九條，提供虛 假 證明文件罪、第三百九十七條，濫用職權罪、玩忽職守罪等。

　　雖然刑法中有相關食品安全犯罪的相關規(guī)定，但其操作性有時也很難把握。如《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條規(guī)定，生產、銷售不符合衛(wèi)生標準的食品，足以造成嚴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嚴重食源性疾患的……。“足以”二字怎么理解?由于廣大食品消費者存在的個體性差異，流動性，使得食品安全問題認定復雜化，有的食品安全事故是慢性的食源性疾病，更難短時間得以確認等原因，導致難以判斷是否“足以”造成食物中毒或其他嚴重食源性疾病的“食品安全事故”，依據 2013年5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的相關規(guī)定，應以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等其他犯罪，定罪處罰。該刑法司法解釋同時還規(guī)定了，如果出現構成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又構成生產、銷售偽劣農藥、獸藥罪等其他犯罪;或出現構成生產、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的食品罪，同時又構成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及非法經營罪等其他犯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guī)定定罪處罰，而不是從現代刑法的“有利于被告人”原則出發(fā)，依照處罰較輕的規(guī)定定罪處罰，這也證明了目前國家對于食品安全犯罪持有是“嚴懲態(tài)度”。

　　3.3食品安全事故的現實救濟困局

　　雖然目前的法律體系，規(guī)定了多個部門，通過多種途徑給予了“食品安全事故受害人”各種救濟途徑和方式。如2009年6月1日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及其《實施條例》規(guī)定了：“生產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或者銷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消費者除要 求賠 償 損失外，還可以向生產者或者銷售者要求支付價款十倍的賠 償 金。”2015年10月1日新修訂的《食品安全法》規(guī)定了，消費者因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受到損害的，可以向經營者、生產者要求賠 償損 失。并實行首負責任制。生產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或者經營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消費者除要求 賠 償 損失外，還可以向生產者或者經營者要求支付價款十倍或者損失三倍的賠 償 金等相關規(guī)定。

　　但是作為食品安全事故的食源性疾病，是世界上分布最廣、最為常見的疾病之一，也是對人類健康危害最大的疾病之一。據報告，食源性疾患的發(fā)病率居各類疾病總發(fā)病率的第二位。據世界衛(wèi)生組織(WHO)和世界糧農組織(FAO)報告，僅1980 年一年，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5歲以下的兒童，急性腹瀉病例約有十億，其中有500萬兒童死亡。在發(fā)達國家，每年約有1/3的人發(fā)生食源性疾病。英國約有1/5的腸道傳染病是經食物傳播的。美國食源性疾患每年平均爆發(fā)300起以上。如此頻發(fā)而廣發(fā)的食品安全事件，在現實當中作為食物的普通消費者卻很少去主張相應的食品安全事故的救濟 與賠 償的。以下，將簡述主要的幾種原因。

　　4.4.1發(fā)展的食品安全事故概念

　　在我國2009年食品安全法出臺之前，適用的食品衛(wèi)生法，這其中并沒有“食品安全事故”的概念。1984年WHO(世界衛(wèi)生組織)將“食源性疾病”(foodborne diseases)一詞作為正式的專業(yè)術語，以代替歷史上使用的“食物中毒”一詞。2015年新修訂的《食品衛(wèi)生法》也將我國單獨沿用了半個多世紀的“食物中毒”歸于“食源性疾病”當中，從而簡化原來的“食品安全事故”概念。

　　“食品安全事故”這個比較新的法律概念，作為國家行政管理部門是不太熟悉的，對于廣大的食品消費者來說，更是不了解。對于是否是“食品安全事故”的受害者更是“一頭霧水”。也許我們對于“食物中毒”這個概念，大家是有印象的。從1953年全國建立衛(wèi)生防疫站以來，相繼建立了傳染病報告和食物中毒報告制度，歷年來我國法定報告的傳染病發(fā)病率以腸道傳染病為首，隨著城市自來水和農村改水的發(fā)展，近年來腸道傳染病的水型暴發(fā)已不多見，主要經食物傳播。我國食物中毒報告的發(fā)病率，自1983年食品衛(wèi)生法(試行)以來大幅度地下降，但仍占人口的7/10萬左右。上海市1988年春，由于食用不潔毛蚶造成近30萬人的甲型肝炎大流行，這是一次典型的食源性疾病的大流行。東南沿海地區(qū)每年都要發(fā)生食用河豚魚中毒死亡事故，僅上海市80年代每年死亡人數達20人左右。尤其嚴重的是近年來不法食品商販用工業(yè)酒精兌制白酒引起 甲 醇 中毒列亡事故履禁不絕，1996年6、7月間云南省曲靖地區(qū)發(fā)生飲用白酒導致惡性 甲 醇 中毒事件，中毒192人，死亡35人;1997年春節(jié)期間，山西朔州和大同市靈丘縣又發(fā)生嚴重的 甲 醇 引起的食物中毒，導致296人中毒住院治療，其中27人死亡(上述二起食物中毒事件，是利用非食品原料非法生產加工食品造成食源性疾患的典型案例)。

　　現在，我們對于食品安全，不再僅僅局限于“食物中毒”或急性或亞急性的食源性的疾病。對于慢性的食源性疾病，同樣是屬于現代食源性疾病的范圍。隨著人類對食源性疾病的認知的逐步加深，其包含的范疇也在不斷擴大。如由于食物營養(yǎng)不平衡所導致的某些慢性疾病(如心腦血管疾病、腫瘤、糖尿病等)、食源性變態(tài)反應性疾病、食物中某些污染物引起的慢性中毒性疾病等，均屬于食源性疾病[4]。凡與攝食有關的一切疾病(包括傳染性和非傳染性疾病)現均屬食源性疾患，即指通過攝食而進入人體的有毒有害物質(包括生物性病原體)等致病因子所造成的疾病(一般可分為感染性和中毒性，包括常見的食物中毒、腸道傳染病、人畜共患傳染病、寄生蟲病以及化學性、生物性、放射性等有毒有害物質所引起的疾病)[5]。

　　食源性疾病除最常見的食物中毒外，還包括經食物而感染的腸道傳染病、食源性寄生蟲病和有毒食物引起的中毒性疾病。目前，已經了解的食源性疾病有250多種，其中以細菌、病毒和寄生蟲等引起的最常見。食源性疾病呈上升趨勢，近年來食源性疾病的發(fā)展有三個明顯的趨勢：首先，一些已被人們認識的食源性疾病發(fā)病率不斷上升，由于人體對多種抗生素產生耐藥性，比如沙門菌引起的腹瀉病例不斷增加，同時治療也更加困難;其次，新的食源性疾病不斷出現，廣州管圓線蟲引起的感染和引起瘋牛病的朊病毒等是近10年出現的食源性疾病[30];再次，植物種植、動物飼養(yǎng)和食物加工時的污染日益嚴重。如蔬菜的農藥殘留，飼養(yǎng)生豬非法添加瘦肉精、三氯氰胺等。

　　現在大家對于現代生活中，由于社會快速發(fā)展而新出現的食源性疾病、慢性中毒性的食源性疾病、新型的食品污染等，成為了我們現代人類社會大眾更關心，更需要了解的，更需要給予救濟的“現代食品安全事故”。

　　4.4.2非常態(tài)化的事故被害人救濟

　　當出現或疑似出現食品安全事故時，我們可以看到由人民政府及相關部門牽頭，主導整個事故的處置及相關善后工作?！妒称钒踩ā返谄哒录跋嚓P法律、法規(guī)等對此，已經作了相關明確的規(guī)定。即由人民政府、食品藥品監(jiān)督管理部門、質量監(jiān)督、衛(wèi)生行政、疾病預防控制機構等共同調查處理、處置食品安全事故，并采取相應的措施，防止或減輕社會危害。但對于那些存在數目眾多但又不確定的食品安全事故被害人及得了慢性食源性疾病后期的相應賠 償 等相關救濟事宜，卻沒有一個常態(tài)化的系統機制設置。能夠讓這些受害人，從相關常設機構或部門甚至常態(tài)化的方式，獲得明確、具體的切身救濟。

　　如之前已經介紹過的“三聚氰胺”特別重大的食品安全事故。在2008年5月開始，就有相關超市里買的三鹿奶粉存在質量問題，導致小孩小便異常的報道，2008年6月中旬后，三鹿又陸續(xù)接到嬰幼兒患腎結石等病狀去醫(yī)院治療的信息。7月，徐州兒童醫(yī)院小兒泌尿外科醫(yī)生馮東川向有關部門反映嬰兒雙腎結石導致腎衰的病例出奇地增多，且大多飲用三鹿奶粉，并表示希望政府部門能組織流行病學專家協助明確原因，但也是沒有得到明確答復。

　　據事后“三鹿內部郵件”顯示：8月1日送檢的16個嬰幼兒奶粉樣品，15個樣品中檢出了三聚氰胺的成分。并開始回收市場上的三鹿嬰幼兒奶粉。8月4日至9日，三鹿對原料乳200份樣品進行了檢測，確認“人為向原料乳中摻入三聚氰胺是引入到嬰幼兒奶粉中的最主要途徑”。

　　9月13日，中國國務院才啟動國家安全事故I級響應機制(“I級”為最高級：指特別重大食品安全事故)處置?；疾胗變簩嵭忻赓M救治，所需費用由財政承擔。有關部門對三鹿嬰幼兒奶粉生產和奶牛養(yǎng)殖、原料奶收購、乳品加工等各環(huán)節(jié)開展檢查。質檢總局將負責會同有關部門對市場上所有嬰幼兒奶粉進行了全面檢驗檢查。河北省政府決定對三鹿集團立即停產整頓，并將對有關責任人做出處理。三鹿集團董事長和總經理田文華被免職，后被判無期徒刑，而石家莊市分管農業(yè)生產的副市長張發(fā)旺等政府官員、石家莊市委副 書 記、市長冀純堂也相繼被撤職處理。河北省委也決定免去吳顯國河北省省委常委、石家莊市委 書 記職務。22日，李長江引咎辭去國國家質檢總局局長職務，該事件在中國形成了一股“行政問責與司法問責風暴”。后來，三鹿集團作為單位犯罪被告，犯了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被判處罰款人民幣4937余萬元。河北省政府9月底制定下發(fā)了《三鹿牌嬰幼兒配方奶粉銷毀辦法》，決定由工商、環(huán)保、公安、監(jiān)察等部門負責在10月4日前，把共計450余噸的問題奶粉全部采取集中銷毀與就近銷毀相結合的方式銷毀。隨后，中國乳制品工業(yè)協會設立的三聚氰胺醫(yī)療基金，由22家涉案企業(yè)共同出資約十一億元，其中，9億多元用于對患病嬰幼兒當時治療的現金支出，2億元則成立醫(yī)療基金[25]。

　　但該基金運作情況從不公開，外界無法得知其 賠 償 情況、管理運作方式、現金余額、后期醫(yī)療費支付等等相關情況，更使得廣大“三聚氰胺”食品安全事故受害人及民眾，感到沒有得到足夠的民事賠 償 等相應救濟。也就是說，這種對于食品安全事故救濟的非常態(tài)的，臨時性救濟模式，是讓受害人很難得到足夠應有的常態(tài)化救濟的。

　　這也說明，目前國家對于發(fā)生的重大食品安全事故，雖然對食品安全事故的處置進行了常態(tài)化、制定化設置，但對于眾多被害人的救濟還限于當時即時性的救濟方式、單個申請次數性的處理途徑。對于眾多食品安全事故被害人的救濟，對于得了慢性食源性疾病的受害人的后期系統性救濟等等，國家對此并沒有進行常態(tài)化系統設置。這也是不符合現代社會的全面“法治”要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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